谁将生育视为社会责任?——从规范义务向政府责任期待的转变
吴帆;任晓玮;在低生育率背景下，公众的生育观念正经历由规范约束向制度认知的转型。基于第七轮世界价值观调查的中国样本，本文采用分层回归模型，从结构位置、价值取向与制度认知三个维度分析生育社会责任认同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性别、代际与受教育程度显著影响生育责任认同，反映出现代性进程对传统规范基础的重塑；国家自豪感具有正向作用，而家庭重要性不显著，表明认同基础正在由私域规范向公域价值转移；政府责任期待显著提升责任认同，显示制度性预期已成为重要的认同基础。针对性别差异展开分析，发现女性对制度支持更为敏感。总体而言，生育社会责任认同已不再单纯依赖道德规范，而是嵌入国家与个体关系，呈现出制度化与条件性特征。基于此，生育支持政策需在完善制度保障的同时，重构国家与家庭之间的责任关系。
拟态生育环境:互联网生育讨论的表达结构与认知偏向
孙永健;张懿;近年来，基于互联网数据的研究逐渐成为分析低生育率问题的重要路径，然而这类研究在揭示网络结构的同时，忽视了互联网表达本身所具有的结构性偏向。本文引入李普曼“拟态环境”概念，提出“拟态生育环境”的分析框架，以解释互联网生育讨论中的表达结构问题。与一般公共风险议题不同，生育议题同时具有身体性、性别化与代际伦理属性，使其网络表达更容易呈现出风险叙事公共化、价值选择隐蔽化、身体经验隐私化和制度边界弱声化等特征。在平台机制、情绪传播与社会规范的共同作用下，“不敢生”的风险叙事更容易获得可见性，而涉及价值选择的“不想生”、身体隐私的“不能生”以及与制度边界相关的“不让生”等经验则相对难以进入公共讨论中心。由此形成的生育议题图景并非现实经验的简单反映，而是一种具有传播结构偏向的拟态环境。互联网舆情大数据所呈现的更多是表达结构而非现实结构，若缺乏传播机制层面的反思，相关研究结论可能在无意中强化既有认知偏向。故而，有必要在恢复生育议题复杂性的基础上重新理解互联网时代的生育沟通。
社会支持网络及其在社会工作(个案)中的应用
张洪英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 ,会产生许多社会问题 ,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最重要和最有效的方法与策略是社会支持网络 ,它能帮助我们从宏观的层次去分析问题 ,从微观的层次介入并解决问题 ,但它也有其局限性。在具体应用的过程中 ,应发挥其优势 ,避免其局限 ,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农村留守妻子家庭地位的性别考察
孙琼如;农村中“男工女耕”的分工模式、“丈夫外出,妻子留守”已是普遍现象,这种新的分工模式是否提高与改善了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经过考察、分析发现,这一新的分工模式并没有从根上改善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而只是再现了性别不平等关系。因此,我们应对如何提高留守妻子这一群体的家庭地位提出相应的对策。
《包法利夫人》的女性主义解读
尚玉峰;对福楼拜名作《包法利夫人》的主人公———爱玛而言,生命的全部意义在于令人激动的爱情。为追求这种所谓的理想爱情,她做出了许多于当时男权社会所不允许的举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爱,去选择自己的生活,因此被许多人视为一个"不正经的女人"。然而,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爱玛的许多要求是合理的,她身上的一些所谓"特质"实际是女性所共有的,体现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同时,从爱玛对理想爱情追求的失败可以看出,女性要想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解放还必须与男权社会做不懈的斗争。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家庭：变革、争议与启示
吴小英;女性主义在家庭领域的反思工作，始于对单一正统的家庭意识形态的批判，包括对性别分工以及公共与私人领域两分法的质疑和挑战，认为正是其造成了家庭内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使得家庭成为父权制压迫和复制的场所。女性主义还对母职进行了重新阐释，指出女性在家庭中的生育和照料者角色常常隐而不见，这种被高度神化的母职本身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不同流派的女性主义对于母职的解读呈现出很大的差异和分化，批评者视其为女性受压迫的来源，而赞颂者认为它是通向女性解放不可丢弃的“王牌”。这些争论本身体现了性别与阶级、种族、代际等结构性因素之间不可忽略的交叉性影响，也推进了西方家庭政策领域的思路变革，给理解当下中国家庭变迁中的热点问题带来一些新的启示。
论生态自然观与可持续发展
李倩;生态自然观是继天然自然观和人工自然观之后的一种全新的自然观,它的核心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关注人类生态系统的发展。生态自然观是可持续发展的指导观念和哲学基础,可持续发展是生态自然观的必然要求和实践形式。生态自然观的理论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践活动具有极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形象研究综述及对女性主义中国化的思考
卢敏;从传统媒介形式到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形象也经历着发展变化的过程。在大众传播发展的纵向维度上,女性形象总体上呈现出缺失、被动、刻板的特点,但也有突破刻板印象的趋势;在大众传播生产环节的横向维度上,女性形象仍显弱势,但女性生产者和女性受众正在寻求突破的可能。在当前中国社会环境中进行女性主义研究,应尤其注意历史背景、特殊时期政策和互联网的综合影响。
